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重要理念及实践

——以《习近平在福建》为主要蓝本

摘  要：民间信仰集“教”“俗”“巫”于一体，是我国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我国宗教格局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立足国情、地情、民情，侨情，积极推动地方民间信仰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开展民间信仰管理“导用结合”模式试验，做法成效创全国之先，为后续国家启动民间信仰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地方考察中就民间信仰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提升宗教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指航定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信仰工作的重要理念及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习近平；民间信仰；管理

民间信仰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即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受万物有灵论的影响，我国古代先民创造了繁杂的巫鬼神灵体系，其中，尤其以行业神、民族神、节庆神等为典型。民间信仰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艺术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衍生了独特的“志怪”体小说形式，在现代社会呈现“非遗性”特征。民间信仰集“教”“俗”“巫”于一体，是我国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具有场所数量多、信众规模大、个体差异突出、神仙谱系庞杂、历史年代久远等特点。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立足国情、地情、民情、侨情，带领干部群众转观念，抓重点，建机制，围绕民间信仰该不该管、先从哪里管、今后由谁管，管了如何用等理论实践问题，推动民间信仰管理“导用结合”模式试验，做法成效创全国之先，为后续国家启动民间信仰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先后两次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从战略全局高度谋划部署宗教工作，并就民间信仰管理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提升宗教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指航定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重要理念与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丰富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做出了原创性贡献。但目前，学界对此鲜有述及，相关成果也极为稀少，值得引起关注。

一、解思想之惑：做出民间信仰管理亟待加强的科学判断

虽然民间信仰是我国先民古老的宗教形式，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底，但从民间信仰的演进变化进路看，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民间信仰的管理是相对有限的，特别是随着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发展，民间信仰在组织上被吸纳，在地位上被边缘化，自我主体性减弱，逐步游离在政府监管之外。

夏商周时期，这是我国原始宗教（也可以说是民间信仰的前身）萌发的阶段，在文献古籍中有“夏道尊命”、殷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的记载，神灵祖先崇拜为氏族部落、宗族、邦国塑造了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通过“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帮助各部首领实现了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但由于这一时期我国仍处于原始社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尚未形成，国家政权与民间信仰的管理问题还无从谈起。

秦代，始皇统一六国后用神权加强皇权，利用宗教服务于自己的统治。一方面秦始皇把自己政治抱负的实现归功于“赖宗庙之灵”，不断增加对名山大川的祭拜，留下“泰山封禅”的典故。另一方面在政教关系处理上，强调“天人之分”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从而强化了皇权。

西汉后，我国在文化上确立了儒家独霸的治国策略，建立了合乎儒家礼制规范的国家祀典制度，民间信仰因含有巫术、卜筮、问卦、星相、神仙方术、阴阳五行之学等成分，被冠以“怪神”、“淫祀”，统归为谶纬之学，成为统治者和政府兴学教化的对象。更在特定历史阶段，因为“糜财妨农”“长乱积惑”等原因而遭禁毁。

到了近现代，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中国有无宗教”的争论，受西方文化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梁启超、胡适、梁漱溟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发表了中国无宗教的学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界、学术界对我国宗教国情的合理认知，从上而下,对民间信仰普遍存在“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情形。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殖民列强的入侵，政府在应对西方“洋教”的种种挑衅破坏中已经焦头烂额，更加无暇顾及民间信仰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各大宗教进行民主改革，开展“四清运动”，取缔反动会道门，积极对各类宗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受到“左”“右”倾运动影响，民间信仰在社会领域消沉。因为人数少，规模小，许多地方的民间信仰管理场所这一时期处于“存而不管”的自发状态。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传统文化复苏，民间信仰作为传统信俗的一部分，日渐活跃，并演变为社会公共治理领域的一个社会问题，但关于民间信仰到底是不是宗教，该不该按宗教问题管理等原则性问题，政府部门、学术界、宗教界争论不一。

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的《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关于制止乱建庙宇和露天佛像的意见》正式提出：“对属于当地民间信仰的小庙，应由当地党委、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认真调查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1998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民宗厅视察检查工作时指出：“省民间信仰基本处于无人管的状态，管理亟待加强。”表达了地方党委、政府在民间信仰问题上的鲜明立场，回答了新时期民间信仰问题该不该管的认识论问题，为基层推进此项工作扫清了思想障碍，统一了思想认识。

民间信仰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政治敏感度高，法律法规不健全，处置风险和治理难度大，是基层干部和基层部门躲着走，绕着走的棘手问题。特别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民对于关于民间信仰的认识尚不完全清晰，党内很多干部还拿不准吃不透民间信仰的定性，心理上普遍存在困惑顾虑。习近平同志立足地方实际，尊重地域民情民俗，在民间信仰问题上想的深、看得透、把得准，根据民间信仰发展趋势作出要把民间信仰管起来的前瞻性判断，强调了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破解理念之惑，为政府掌握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主动权打下了基础，有效遏制了民间信仰无序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导”的工作方法具体体现。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宗教工作方针，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民间信仰不能“放”，一放乱象丛生，更无法“收”，收也收不住，正确的做法就是要政府得当有力地主动作为，把民间信仰纳入社会管理的轨道上来。从后来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个案经验教训看，对民间信仰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是极为科学正确的，部分地区正是由于前期对民间信仰发展态势重视不够、预判不足，导致辖区内重建、新建、扩建、乱建宫庙数量较多，为后来当地宗教领域和谐稳定埋下了诸多隐患。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民间信仰该不该的思考与探索具有重大的思想与行动意义，依法加强对民间信仰的管理，规范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确保民间信仰活动有序开展，既有利于党的宗教政策贯彻执行，提升我国宗教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也有利于引导民间信仰积极融入社会，造福人民，为地区发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发挥正向积极作用。

二、解方向之惑：提出应该先以管理民间信仰的活动为切入点的工作方法

民间信仰与宗教有很大的不同，在日本学者姊崎正治的田野调查里概括为“庶民性”（与统治者正祀对应），在社会学家杨庆堃的学术架构里体现为“弥散性”（与西方宗教的制度性对应），在乌丙安等民俗学者的研究里表现为“民族性”（与宗教普世性对应），在曾传辉、邱泽等宗教学者观点里又新增“地缘性”（与宗教的国际性对应）。此外，张祝平、习五一等专家学者也有独到的归纳，不一一赘述。集各方观点之要可知，民间信仰是集俗、教、巫于一体的复杂文化体系。它涉及人、财、事、物各方面，需要行政管理部门统筹历史、传统、民族、法律等多重关系，牵涉范围广，管理难度大，工作任务重。在民间信仰管理体制机制等各项工作保障刚刚起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于基层管理部门是很大的挑战。即使到了今天，宗教工作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宗教工作法律体系和政策框架日益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社会协同、宗教自律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基本形成，在民宗系统干部中仍流传着“多一座庙，就多一群鬼”的说法，侧面反映了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难度。

民间信仰点多面广，情况复杂。在实体层面表现为信众参与人数多、宫观庙庵场所多、节庆祭祀活动多，社会影响大。以广西为例，根据自治区民宗部门的统计，截至2022年，全区拥有各类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达3.12万处，其中20平米以上建档编号场所5994处，参与民间信仰的各族群众达千万。一村一社（社庙），一村一庙的现象很常见，世居民族如壮族、瑶族、侗族等都有自己的民族信仰，如布洛陀、达勒甲、甘王庙、盘王及撒神等，民间信俗活动众多，成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独特人文生态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福建省为例，福建省也是民间信仰大省，2002年福建省民宗厅就曾在调研报告中指出“在全省范围内，几乎村村皆有庙，无庙不成村。”日前，“全省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总数有数以十万计。据不完全统计，全省10平方米以上的场所达26130座”。从现有官方公开数据来看，云南省有民间信仰活动场所11000多处，广东省有民间信仰活动场所11100处，浙江省有民间信仰活动场所34880处，湖南也是民间信仰大省，个别省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数量超过了本省行政村的数量。民间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同地域、民族重要的人文标识，与各地的地情、社情、民情交织交融。管什么、从哪里管都是很大的课题，特别是囿于基层宗教工作力量薄弱的现状，给地方治理带来不小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提出了“场所是固定的，但人员却不是，我们还是先不要刻舟求剑，应该先以管理民间信仰的活动为切入点，先把涉台、涉侨、涉外的民间信仰活动管起来，把新建、扩建、重建祠庙的活动管住”的工作思路，有效化解了工作量大、人手严重不足的矛盾，快速打开了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事实证明，从“活动”着手的决策是正确的，从错综复杂的事物联系中抓住了民间信仰的本质，发现了民间信仰活动的主要症结，找到了主要矛盾，沿着“活动”上下溯源对民间信仰开展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场所众多的工作力量投入不足问题，也避免了信众流动性大管理松散的问题，充分利用民间信仰“人因事而聚”“庙因事而兴”的特点规律，以活动为中心发力施策，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牵住了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牛鼻子”，实现了对场所、人员的同步管理，实现了“导之有效、导之有力”。

从党的宗教工作实践经验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对五大宗教的管理也是从对“活动”的管理开始的。1994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宗教行政法规国务院 144 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就是从外籍人士的宗教“活动”开始，开启了我国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法治化进程。此后，我国宗教法律法规逐步从活动扩展到场所、人员、团体、院校、财务、互联网宗教各方面，宗教工作法律体系和政策框架逐步健全完善。同时，针对各大宗教特点实际和现实需要，又对涉及各大宗教具体教务方面的规章制度进行细化补充。比如，针对藏传佛教历史传统，专门制定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针对伊斯兰教朝觐的要求，专门制定了《伊斯兰教朝觐事务管理办法》。针对宗教院校人才师资培养特殊性，专门制定了《宗教院校教师资格认定和职称评审聘任办法（试行）》《宗教院校学位授予办法（试行）》，等等。

三、纾体制之困：明确民间信仰活动工作由民宗厅主管、其他部门配合为好的体制机制

建国后，我国即在政府机构系列设置了专门的宗教事务部门，负责全国的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但民间信仰因为定性问题并未列入宗教事务部门职责范围，长期以政府默认，群众自发的状态游走在宗教、宣传、文旅等多部门监管之间。直至1996年中办[1996]38号文件的印发，民间信仰问题才开始纳入国家治理视野。但这一时期民间信仰管理工作并未进入实质阶段。所以，1997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在向世界介绍中国尊重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时仍将我国在宗教信仰格局表述为“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民间信仰未列其中。

2003年民间信仰管理工作出现转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给中央有关方面提交的福建民间信仰报告中，首次强调政府要从“大宗教观”的视野来观察民间信仰问题并将其纳入政府管理范围的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2004年，在长期调研试点基础上，国家宗教事务局对民间信仰实行归口管理，成立了承接民间信仰业务的管理机构，将其纳入业务职责（2018年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民间信仰管理机构仍得以保留，职能得以延续）。至此，民间信仰正式成为国家宗教事务部门的业务对象，结束了长期无主管部门的历史。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关于做好民间信仰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对民间信仰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对民间信仰予以有效管理。2018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也对民间信仰的态度和立场进行重大调整，书中首次明确：“中国还存在多种民间信仰，与当地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结合在一起，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群众较多。”以官方名义确认了民间信仰在政治意义下的合法性。

199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强化党对民间信仰工作的领导，确立了省内民间信仰归口民宗部门主管的原则，协调推动福建省民族宗教厅在全国率先设立“民间信仰工作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指出：“民间信仰问题应该有一个部门主管起来，设置临时管理机构与机构改革的精神不符，还是由民宗厅主管、其他部门配合为好。”2000年，在省级机构改革工作中，福建省民宗厅的职能设置增加了“研究和实施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办法”一项。2002年，在接受《中国宗教》记者采访中，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也解释了“归口管理”的考虑：“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群众性的社会现象，政府必须进行管理，我们从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能角度出发，把管理民间信仰活动的工作交给了省民族宗教厅，这样比较合适。”此后，“归口管理”的做法也被湖南、浙江等地学习效仿，并在今天成为民间信仰管理工作顶层设计的基本原则，从中央到地方得到一以贯之。

我国行政体制的特点是权责统一，各序列行政机构的运行机制与职权划分有密切的联系。各部门间依靠职责分工规定职权界限。在“归口管理”原则确立以前，民间信仰的管理模式有老人会、理事会、文物、宣传、文旅、民宗等多元模式，各部门对民间信仰的管理条块化问题突出，彼此间对自身的职责定位分歧较大，推诿扯皮谁都不想牵头负总责的情况时有发生，工作的统筹性和整体性偏弱，直接影响部门工作合力的效能。简言之，多头管理产生的责任模糊、落实难等问题较为突出，“人人有责，人人不负责”的旁观者效应比较明显。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在闽确立民间信仰“归口管理”原则，堵住了民间信仰管理体制机制上的漏洞，明确了各部门各单位在民间信仰管理工作中的主次关系，压实了民间信仰管理主体的责任，克服了过去工作中部门分工不清、责任不明的弊端，通过完善机制推动工作落实，实现了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实体化、规范化、制度化，开创了民间信仰管理工作的新局面，对福建、包括国家的民间信仰管理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福建能够成为全国民间信仰管理标杆示范省份的关键所在。

四、破引导之难：强调文化遗产要保护好、传承好的重要理念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形态，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源远流长，具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在塑造社会公序良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助推乡村文旅产业、增强社会聚合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但当前，全国各地对民间信仰的引导利用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路径，一些地方，沿用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把民间信仰异化为引流推广、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招财工具，大兴各类民间信仰活动。一些地方将民间信仰视同封建迷信，一禁了之，导致舆情增多，政群关系紧张。还有的地方不愿不敢作为，对民间信仰的监管安于现状，以不惹事不出事为上。在如何引导利用民间信仰，使其最大程度抑制消极作用，最大限度发挥积极作用问题上还没有成功破题。属地管理、分类管理的监管机制虽已确立，但如何利用，用在何处的引导机制缺没有建立。

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着眼当地的海、台、侨工作资源禀赋，特别是着眼对台工作需要，从党和国家扩大两岸人文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大局出发，强调要利用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特殊资源优势，充分注重发挥妈祖、关帝等民间信仰在陆台交流、民心相通中的人文纽带作用。妈祖崇拜、关帝崇拜经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已从区域性信仰发展成为世界各地华人共有的精神符号，承载着海外游子深沉的家国情怀、浓郁的乡愁归思，具有特殊的情感文化意蕴，是开展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的重要文化媒介。1998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妈祖故里湄洲岛调研指出：“要丰富和发展地方特色文化，特别是妈祖文化。”并为湄洲岛广场建设筹措资金，嘱咐岛上干部群众：“把广场做大一点，让台湾同胞来得多一点。把种树的地方留大一点，将来邀请台湾同胞过来种树。”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在关帝文化产业园考察，听取当地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进两岸文化交流等情况介绍时强调，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传承好。关帝文化产业园内的东山关帝庙拥有600多年的历史，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承载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和集体记忆。

妈祖文化、关帝文化作为海峡两岸共同文化根脉和精神纽带，已经深入两岸同胞心灵，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的精神文化符号，在增进两岸同胞心灵融合、精神融合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的核心功能是塑造认同，用妈祖文化、关帝文化联结两岸人民的情感，以文化促共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台工作上的深思远虑。

习近平总书记对民间信仰历史人文价值的引导利用体现了其高超的政治智慧、灵活的统战工作艺术方法，给各地在管好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如何发挥地区民间信仰资源禀赋，用好民间信仰提供了参鉴。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深化闽台社会人文交流”“促进文化领域融合发展”“发挥妈祖等民间信仰精神纽带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民间信俗交流活动”。进一步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所做一些工作的前瞻性、开放性、战略性。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信仰工作的重要理念解思想之惑、方向之惑、纾体制机制之困，推动民间信仰管理“导用结合”模式试验，对民间信仰管理的思考与探索既有一域之效，也有全局之功，积累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对党和国家认识民间信仰问题、做好民间信仰管理工作都有很好的参考借鉴。当前，就全国范围来看，我国的民间信仰管理工作仍处于试水起步阶段，与较为成熟的宗教事务管理相比，无论在人员组织力量上还是政策法规保障配套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新课题，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归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信仰管理工作所做的思考与探索，在守正创新中担当实干，不断开创宗教工作的新局面。

 来源 |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作者潘宏纹，系广西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